今天，财新网再推重头报道“山西两常委同日落马 成腐败最重灾区”——今年以来该省已有5位副省级官员落马，四大班子均有涉及。有山西人士称，山西的腐败盖子终于揭开。 

山西腐败与煤密不可分。11年前，山西矿难频频，我在前东家曾深入吕梁矿难现场，并走访山西官商学各界，采写了长篇报道《山西煤毒》——“煤是山西的鸦片，吸也死，不吸也死”。如今，煤真成了山西众多官员的坟墓。其中一个章节则为《为官山西》，即记录了山西的“煤场与官场”，以及“众马分肥”的“煤产阶层”，今天再读，仍让人兴叹。

为官山西

 当地一位官员告诉记者，“山西的官员很少有从外地调来的，不少都是挖煤挖起来的”。于是，有人总结说，在山西要做个有“绩效”的官，首先要学会“挖煤”，否则升迁时的数字就很成问题。还有人说，“煤是山西人做官的敲门砖”，“山西官员老看煤，眼光都看黑了，却看不到光明。” 

 煤场与官场

 山西的政坛出新闻，还出大新闻。前几年运城的渗灌工程，两个亿扔在了公路两旁只建一半的蓄水池上，为的是博得上层官员的一句赞扬；后来又有绛县的假高科技农业示范园，地方官搞了一堆写上了高科技品种名称的纸牌子，专门迎接上级领导视察，不管地上长的是什么苗，只要高科技的牌子一插，说它是什么就是什么。 

  在这一切的后面，说来说去是两个字在作怪：政绩。 

 在政绩的背后又有着更为复杂的官员的利益得失。山西的种种怪象又都因此而生。 

 当地一位学者就讲了这样一件事：某县这两年旅游发展很快，但就在它著名的景区附近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就有好几个小煤矿，在五公里范围内足有十几个。他不解地问当地的副县长，为什么搞旅游已经尝到了甜头，还舍不得放弃挖煤呢。这位副县长的回答是，煤一不挖，财政马上就不行了，不能马上完成上面规定的数字。这位学者说，这就归结到我们的干部考评机制，上面只看数字，下面能不迎合吗？而挖煤，一不用费太大脑筋，二是一倒手就能见现金，哪任领导能拒绝这种诱惑呢？ 

 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把这种现象叫做“天敌思维”，简单地说，就是效益跟损失一抵销，终极效益为零，还是没有发展。比如，这边搞旅游，那边在挖煤，凡是水资源丰富的地方都在搞电厂或者焦化厂。有名的晋城皇城相府，对面就是一个大煤矿；霍州霍山霍水多漂亮，可泉下就是山西最大的焦化厂。这样做的恶果就是效益跟损失互相吃掉，结果从长期看，什么也得不到。 

 屡屡发生事故的煤矿为何关不掉？原省计委主任张奎说，错不在煤，山西的问题其实也不在煤。根本在于，政治上的绩效和经济上的利益如何统一。事实上，二者在目前的山西是一个基本背离的关系。不要指望调产能在三五年内奏效，没有十年的耐心和执着是不可能见到成果的。 

 调产周期长，官员任职周期短的矛盾也就此产生。山西官场干部任职很短，一般地市五年，县里三年，实际上一两年一变。这边是漫长的调产之路，过程困难不说，结果如何更是不可预测；那边则是能让数字明显上升，成绩显而易见的挖煤捷径。两权相衡，有多少官员能耐得住调产的寂寞呢？地方的发展和地方官员自己的发展，在这样一个官本位思想深刻的地方，孰轻孰重呢？ 

 山西有一个庞大的官员队伍。2002年，山西财政供养人员由1990年的91万增加到133万，增长46%；财政供养人员由20世纪90年代初32人供养1人变为目前24人供养1人。而目前全国平均35人供养1人。有人戏称，现在的干部之多，已经多到不是在做工作，而是在制造工作的地步。 

 山西官多，其深层原因吕日周将其归结为“官瘾”和“左倾”配套。他说，官本位就是以做官为最高追求，以官位为衡量一切的尺度。强烈的升官欲望使得一些干部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把领导干部首先是一种责任变为只是一种福利，错把官海当商海，误认官场是商场。甚至出现“腐败是集团制，用干部是股份制”的现象。 

 有人说，现在山西调产调不好，软硬环境都比较差，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干部问题。而小煤矿关不掉，也是因为它是官员的数字加钱包；事故屡禁不止，也是因为前面的人都没处理，后面的更处理不了。更有人说，在山西有一个怪象，哪儿的干部出了问题，不是追究责任，而是立马调走，他乡任职，不乏因之而高升者。甚至哪儿出的事越多，哪儿的干部提的反倒越快。 

 “煤产”阶层 

 就在上个世纪末整个煤炭经济滑落的时候，一种特别的产业却在山西滋生。在太原市漪汾桥畔，金昌盛、银昌盛、地球村、北斗星……一座座歌城拔地而起。入夜，这里歌舞声声，号称中国最大的娱乐场所，在鼎盛时北京天津等外地人在周末都要趋车前来消费。 

 黑色的煤与灯红酒绿怎么会掺合在一起？山西的经济学家分析，娱乐业在山西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。其根源便在于一大批靠煤起家的暴富阶层的出现。 

 多年来，煤炭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使煤炭上的不少收益到了少部分人手中。造成了“挖煤的倒霉，倒煤的发财”的不合理局面。 

 各种从事煤炭经营的煤贩子数不胜数，煤炭利润大量流失。有的煤贩子、煤霸一夜暴富。个别从事煤炭管理的党员干部也利用职权中饱私囊，甚至诱发黑社会势力介入。 

 据1997年的一项调查，某市地方煤炭在经营过程中包括人情煤、压质压价、铁路运输、公路运输、委托流失、出口煤流失、计划单列和超计划发运以及无证经营煤站流失在内的八种流失，一年就可达27亿元。而这个数字相当于在不增加财政支出、不贷款、不捐款的条件下，两年就可以修起一条太旧高速公路。 

 与此同时，巨额煤款也成了唐僧肉。涉及煤炭生产经营的款项，动辄百万元，人人伸手，能卡则卡，留一留就是几万几十万的效益。售煤款结算节节拖欠，用户拖欠运销，运销拖欠生产。煤炭投资条块分割，省直数家各把一块，四马分肥，涉及煤炭的基金、资金，上交时多环节，下达时环节多，层层截留，级级滞留。 

 随着各类地方乡镇煤矿的发展，又出现一批地方暴富阶层。据调查，某镇1.57%的人口，其收入却占到全镇总收入的60%以上，人均收入高达5万元，而98.43%的人口，其收入却不足40%，人均仅528元。而煤矿工业除大型综采矿区外，总体上技术落后，职工文化技能要求不高，井下矿工多数靠出卖劳力生存，技能单一，岗位适应性差，一旦市场逆转，或资源开采枯竭，其再就业问题便显得十分突出。 

 一位深知煤炭内幕的学者归纳了一个有意思的“煤产阶层”出来，他说，从采煤的矿工，到开矿的矿主，从产煤的运煤的到管煤的，由煤而生的几个阶层由低而高，层次分明，呈金字塔结构。 

 做底的是广大的采煤工，他们以生命和血做代价，得到的只是每月数百到千元不等的工资，多少与工作的危险程度直接挂钩。之上是矿主，他们也在峰头浪尖生活，煤矿的投入占了他们不少的资产，虽然收入也颇为丰厚，可一旦出事，便是本钱无归；与他们基本平级的是一些地方官员，不仅煤矿的存在是他们政绩的来源，而且有些地方官都在小煤矿中占有股份，与矿主形成利益共同体；再往上便是各种管煤查煤的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把手中掌握的行政资源变成了为个人谋利的工具，收入自然不菲；更往上是这样那样的煤运公司，煤炭最暴利的环节便在此了。而据内部人透露，这个集团已经形成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体，为某些高官的子女、秘书、亲信所把持，圈外的人根本进不去。 

 这种暴富集团的存在，大量灰色收入的产生，则是山西娱乐业兴旺的根本动力所在。有学者指出这是一种无奈的财富再分配。甚至有人说如果不从道德的角度讲，这也可以成为拉动山西市场需求的一个途径，毕竟与挖煤相比，它不会有大气和水体的污染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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