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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煤毒——为官山西

    今天,财新网再推重头报道“山西两常委同日落马 成腐败最重灾区”——今年以来该省已有5位副省级官员落马,四大班子均有涉及。有山西人士称,山西的腐败盖子终于揭开。  

山西腐败与煤密不可分。11年前,山西矿难频频,我在前东家曾深入吕梁矿难现场,并走访山西官商学各界,采写了长篇报道《山西煤毒》——“煤是山西的鸦片,吸也死,不吸也死”。如今,煤真成了山西众多官员的坟墓。其中一个章节则为《为官山西》,即记录了山西的“煤场与官场”,以及“众马分肥”的“煤产阶层”,今天再读,仍让人兴叹。

 

为官山西

 

 当地一位官员告诉记者,“山西的官员很少有从外地调来的,不少都是挖煤挖起来的”。于是,有人总结说,在山西要做个有“绩效”的官,首先要学会“挖煤”,否则升迁时的数字就很成问题。还有人说,“煤是山西人做官的敲门砖”,“山西官员老看煤,眼光都看黑了,却看不到光明。”  

 煤场与官场

 山西的政坛出新闻,还出大新闻。前几年运城的渗灌工程,两个亿扔在了公路两旁只建一半的蓄水池上,为的是博得上层官员的一句赞扬;后来又有绛县的假高科技农业示范园,地方官搞了一堆写上了高科技品种名称的纸牌子,专门迎接上级领导视察,不管地上长的是什么苗,只要高科技的牌子一插,说它是什么就是什么。  

  在这一切的后面,说来说去是两个字在作怪:政绩。  

 在政绩的背后又有着更为复杂的官员的利益得失。山西的种种怪象又都因此而生。  

 当地一位学者就讲了这样一件事:某县这两年旅游发展很快,但就在它著名的景区附近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就有好几个小煤矿,在五公里范围内足有十几个。他不解地问当地的副县长,为什么搞旅游已经尝到了甜头,还舍不得放弃挖煤呢。这位副县长的回答是,煤一不挖,财政马上就不行了,不能马上完成上面规定的数字。这位学者说,这就归结到我们的干部考评机制,上面只看数字,下面能不迎合吗?而挖煤,一不用费太大脑筋,二是一倒手就能见现金,哪任领导能拒绝这种诱惑呢?  

 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把这种现象叫做“天敌思维”,简单地说,就是效益跟损失一抵销,终极效益为零,还是没有发展。比如,这边搞旅游,那边在挖煤,凡是水资源丰富的地方都在搞电厂或者焦化厂。有名的晋城皇城相府,对面就是一个大煤矿;霍州霍山霍水多漂亮,可泉下就是山西最大的焦化厂。这样做的恶果就是效益跟损失互相吃掉,结果从长期看,什么也得不到。  

 屡屡发生事故的煤矿为何关不掉?原省计委主任张奎说,错不在煤,山西的问题其实也不在煤。根本在于,政治上的绩效和经济上的利益如何统一。事实上,二者在目前的山西是一个基本背离的关系。不要指望调产能在三五年内奏效,没有十年的耐心和执着是不可能见到成果的。  

 调产周期长,官员任职周期短的矛盾也就此产生。山西官场干部任职很短,一般地市五年,县里三年,实际上一两年一变。这边是漫长的调产之路,过程困难不说,结果如何更是不可预测;那边则是能让数字明显上升,成绩显而易见的挖煤捷径。两权相衡,有多少官员能耐得住调产的寂寞呢?地方的发展和地方官员自己的发展,在这样一个官本位思想深刻的地方,孰轻孰重呢?  

 山西有一个庞大的官员队伍。2002年,山西财政供养人员由1990年的91万增加到133万,增长46%;财政供养人员由20世纪90年代初32人供养1人变为目前24人供养1人。而目前全国平均35人供养1人。有人戏称,现在的干部之多,已经多到不是在做工作,而是在制造工作的地步。  

 山西官多,其深层原因吕日周将其归结为“官瘾”和“左倾”配套。他说,官本位就是以做官为最高追求,以官位为衡量一切的尺度。强烈的升官欲望使得一些干部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,把领导干部首先是一种责任变为只是一种福利,错把官海当商海,误认官场是商场。甚至出现“腐败是集团制,用干部是股份制”的现象。  

 有人说,现在山西调产调不好,软硬环境都比较差,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干部问题。而小煤矿关不掉,也是因为它是官员的数字加钱包;事故屡禁不止,也是因为前面的人都没处理,后面的更处理不了。更有人说,在山西有一个怪象,哪儿的干部出了问题,不是追究责任,而是立马调走,他乡任职,不乏因之而高升者。甚至哪儿出的事越多,哪儿的干部提的反倒越快。  

 “煤产”阶层  

 就在上个世纪末整个煤炭经济滑落的时候,一种特别的产业却在山西滋生。在太原市漪汾桥畔,金昌盛、银昌盛、地球村、北斗星……一座座歌城拔地而起。入夜,这里歌舞声声,号称中国最大的娱乐场所,在鼎盛时北京天津等外地人在周末都要趋车前来消费。  

 黑色的煤与灯红酒绿怎么会掺合在一起?山西的经济学家分析,娱乐业在山西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。其根源便在于一大批靠煤起家的暴富阶层的出现。  

 多年来,煤炭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使煤炭上的不少收益到了少部分人手中。造成了“挖煤的倒霉,倒煤的发财”的不合理局面。  

 各种从事煤炭经营的煤贩子数不胜数,煤炭利润大量流失。有的煤贩子、煤霸一夜暴富。个别从事煤炭管理的党员干部也利用职权中饱私囊,甚至诱发黑社会势力介入。  

 据1997年的一项调查,某市地方煤炭在经营过程中包括人情煤、压质压价、铁路运输、公路运输、委托流失、出口煤流失、计划单列和超计划发运以及无证经营煤站流失在内的八种流失,一年就可达27亿元。而这个数字相当于在不增加财政支出、不贷款、不捐款的条件下,两年就可以修起一条太旧高速公路。  

 与此同时,巨额煤款也成了唐僧肉。涉及煤炭生产经营的款项,动辄百万元,人人伸手,能卡则卡,留一留就是几万几十万的效益。售煤款结算节节拖欠,用户拖欠运销,运销拖欠生产。煤炭投资条块分割,省直数家各把一块,四马分肥,涉及煤炭的基金、资金,上交时多环节,下达时环节多,层层截留,级级滞留。  

 随着各类地方乡镇煤矿的发展,又出现一批地方暴富阶层。据调查,某镇1.57%的人口,其收入却占到全镇总收入的60%以上,人均收入高达5万元,而98.43%的人口,其收入却不足40%,人均仅528元。而煤矿工业除大型综采矿区外,总体上技术落后,职工文化技能要求不高,井下矿工多数靠出卖劳力生存,技能单一,岗位适应性差,一旦市场逆转,或资源开采枯竭,其再就业问题便显得十分突出。  

 一位深知煤炭内幕的学者归纳了一个有意思的“煤产阶层”出来,他说,从采煤的矿工,到开矿的矿主,从产煤的运煤的到管煤的,由煤而生的几个阶层由低而高,层次分明,呈金字塔结构。  

 做底的是广大的采煤工,他们以生命和血做代价,得到的只是每月数百到千元不等的工资,多少与工作的危险程度直接挂钩。之上是矿主,他们也在峰头浪尖生活,煤矿的投入占了他们不少的资产,虽然收入也颇为丰厚,可一旦出事,便是本钱无归;与他们基本平级的是一些地方官员,不仅煤矿的存在是他们政绩的来源,而且有些地方官都在小煤矿中占有股份,与矿主形成利益共同体;再往上便是各种管煤查煤的,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把手中掌握的行政资源变成了为个人谋利的工具,收入自然不菲;更往上是这样那样的煤运公司,煤炭最暴利的环节便在此了。而据内部人透露,这个集团已经形成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体,为某些高官的子女、秘书、亲信所把持,圈外的人根本进不去。  

 这种暴富集团的存在,大量灰色收入的产生,则是山西娱乐业兴旺的根本动力所在。有学者指出这是一种无奈的财富再分配。甚至有人说如果不从道德的角度讲,这也可以成为拉动山西市场需求的一个途径,毕竟与挖煤相比,它不会有大气和水体的污染。  

 全文链接:http://finance.sina.com.cn/roll/20030423/1448334287.shtml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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